百年中國，夢在何方
易如、蕭律生採訪報導

曾建元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中國大陸至今未實現民主化。然而，1987年7月15日臺灣宣佈解除戒嚴，推行憲政民主，成為走向民主化的關鍵轉折。時隔30年，臺灣的民主路對中國大陸的民主化仍有啟發。《大紀元》記者採訪了臺灣法學博士曾建元副教授，他談了臺灣為何走向民主化、中國現在走向民主化的最大阻礙、臺灣的民主化對中國有何借鑒意義等方面的見解。
　　曾建元是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現任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臺北市政府市政顧問，曾任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暨客家研究中心特約副研究員兼副主任、臺灣內政部政黨審議委員會委員、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諮詢委員。

上、中國民主路的百年坎坷

　　記：當時國民黨在臺灣為什麼要選擇走向民主化？
　　曾：臺灣的民主化有兩個原因，都跟當時中華民國的國家存續密切相關。首先是內部原因。三十年前，臺灣仍然處在國家緊急、非常狀態之下，但是臺灣有一個憲政基礎，即《中華民國憲法》，並將憲政民主作為中華民國立國精神、終極價值。當反攻大陸在現實上已經不存在可能性的時候，這種非常狀態實施的必要性就受到來自民間的質疑。同時，在臺灣本土實施民主，即是對中國大陸的政治號召，也是對於中國國民黨解決統治正當性轉化的一種強烈要求，更是當時民意所向。
　　另外一個原因是來自外部。當時美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臺美斷交，美國國會正在制定《臺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在制定過程中，在美國的中華民國遊說團，或者臺灣的臺美人社團，都希望美國在道義上持續對臺灣進行保護，對臺灣的國防有所支持，美國當時要求臺灣必須是一個保護人權實現民主的體制，方可得到援助。當時的蔣經國總統乃必須對美國做出未來還政於民的承諾，藉此來換取美國在與臺灣斷交之後繼續在政治以及軍事國防上的支持。
　　記：您認為中國在選擇走向民主化的最大阻礙是什麼？
　　曾：最大的阻礙就是中國共產黨不願意開放政權，不與其他政黨及人民分享權力。所以在今天的中國大陸，我們看到的是，連一個自由的差額選舉都無法實現，即使是在經濟人文發達的地區。
　　雖然現在大陸實現憲政民主的客觀條件已經成熟了，比如國民經濟發展程度、國民教育水準，早已遠遠超過二、三百年前的法國和七十年前的臺灣，但是今天的中國仍舊沒有實現民主化，是因為共產黨就是要保它的鐵桶江山，不願把它的權力分享出去，也不願意讓人民對共產黨的執政有一個選擇的機會。我認為中國能否走上民主化，不在於客觀條件，而是在於現行統治者是否有推動民主的意願，存乎於執政者的最終良心，看他願不願意把權力下放，讓中國人民共同來分享。
　　很多人可能會認為中國不適合立憲民主，因為中國領土幅員遼闊，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大一統政權。可是只要我們回頭看看在民國初年那些建國先賢們，對中國當時那樣條件下實施民主政治的思考與提出的方案，就能明白在當代中國更沒有理由來推卸實現民主的責任。另外，中共將一些尚未達到實施民主化的部分地區，拿來作為藉口，也是在自貶身價，貶低中國人對於自身事　務自我管理的能力。
　　其實中國對民主化的想像與追求在清朝末年就開始了。清朝末年要推動立憲制，就是從日本的明治維新當中得到很多的啟發，雖然沒有成功，但是地方自治在許多省、縣都已經展開了。例如遼寧、黑龍江、吉林東三省、北京、直隸（河北）、上海等等地方。後來清朝被國民革命推翻，也是因為清政府在推動立憲中不具有誠意。也就是說中國人很早，至少在一百多年前，對於在中國實施民主、民主憲政有高度、強烈的一種期待和要求。
　　以孫中山先生為例，可以看到先賢推出的中國民主化方案不是一次性的。孫中山當時主張中國推動民主化要分層次、分階段：從縣到省到國家，這樣三個：如果縣自治的條件成熟了，就先啟動地方基層民主，等到每一個省有過半的縣已經完成了地方自治，這個省就可以實施省的自治，當全國有半數以上的省份都已經完成了自治，全國就可以走向憲政制度，這樣的階段。
　　孫中山先生當時已經考慮到中國存在的城鄉發展差距，及當時人民對於什麼是民主的概念並不成熟，所以他就主張有一個憲政的過程。通過國家力量給公民傳授關於憲政的必要知識、訓練民主生活，這叫訓政；然後這個縣或者省來實施它的自治，這是訓政；從而完成全國性的民主選舉，最後還政於民。
　　除了孫中山之外，當時還有一個聯省自治運動。雖然當時孫中山並不贊成，但是這個運動提出了一個方向。當時這個聯省自治運動，甚至連毛澤東都是支持的。聯省自治運動就是讓各個省份自定憲法，按照各省內部條件狀況來實施省的自治。在省自治基礎上，取法美國聯邦制度，在全國再建一個聯邦中央政府。所以聯省自治運動是以省為基礎，相當於美國的各州、各邦的基礎來實現中國民主化。這樣的話，不需要一次性追求全國民主化，各省條件成熟，自行啟動民主化。其實當時已經有好幾個省通過了自己的憲法。比如湖南省、浙江省。
　　所以，換到今天大陸的條件，毋庸置疑，北京、上海、浙江、廣州等沿海富庶省份的經濟發展，甚至比歐洲的很多國家還要好；這些地區的國民素質、教育水準也不差，在這些地區實施地方民主自治，完全沒有問題。條件不僅比二、三百年前的英、法、美要成熟，也比七十年前的臺灣要好。臺灣當時剛從日本殖民統治下脫離出來，但是臺灣在光復之後，於1950年就開始實施地方自治，甚　　至出現國民黨候選人被無黨派候選人打敗的現象。因為當時實施差額選舉，人民可以自由投票，關鍵是國民黨自己主動推行民主化。

下、習近平需把握歷史使命
　　
　　記：您前面提到的非常時期，臺灣當時實行的是戒嚴體制，這是怎樣的一個體制？與中共的當下統治有何區別？
　　曾：戒嚴體制原意是軍事統治，是一個國家面臨緊急危難的情況下，日常的民主政治沒有辦法應對這種臨時的巨大變局，所必須採取的緊急措施。即動用軍隊高度的動員效率，集中處理國家變局。等到這個國家變局處理完之後，必須馬上回歸到正常的憲政體制。所以戒嚴體制不是民主制度。
　　在大陸，表面上沒有實施戒嚴統治，但是共產黨在指揮槍，共產黨在領導這個國家，共產黨還滲透到社會，進行全面性的控制。所以，對公民社會所產生的箝制作用，超過當年統治臺灣的準軍事政府。
　　另外，今天中國大陸的統治跟當時臺灣實施的戒嚴制度不同，它是把很多國家實施的戒嚴體制當成中國特色的憲政制度在實施。一方面，中國大陸現在並沒有實施戒嚴，實施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具有中共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制，是一種憲政制度，不是非常狀態。但是讓人感到不安的是，它的正常體制對人民自由的箝制跟當年臺灣非常時期戒嚴體制是一樣的。另一方面，臺灣當時的戒嚴只是一個臨時措施，最後有一個終極目標，即還政於民，讓國家實現自由化、民主化，但是當今的中國大陸完全不存在這個終極目標。它的狀態顯示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終極目標就是當下，沒有下一步的還政於民或實施多黨執政，也沒有下一步的民主選舉。
　　其實，國民黨跟中共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共它強調民主集中制和專政的概念，對於階級敵人的鎮壓，這種概念在國民黨和其他民主國家並不存在。所以中共雖然沒有以戒嚴為名，它所達到的統治效果跟戒嚴已差不遠了。
　　臺灣當時雖然國家以戒嚴名義來治理人民，但是它告訴你這是一個暫時的措施，它背後還有一個終極的價值，它的立國精神《中華民國憲法》在制約臺灣當時的戒嚴體制。
　　記：臺灣在走向民主化的時候，也存在一些轉型正義問題，臺灣是如何處理的？如果大陸出現轉型正義會如何？
　　曾：所謂的轉型正義是指，國家從威權體制轉向民主體制後，怎麼清算集權體制時國家所犯的罪行、對人權的迫害，怎樣透過國家與社會重新和解的方式，記取過去歷史教訓，對受難者給予道歉賠償，對加害者給予責任追究，將過去的迫害歷史真相澄清，讓是非、公道公義得以彰顯，並讓這段歷史成為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共同的教訓與共同的歷史記憶，然後，來警惕未來的統治者，不要再犯過去的錯誤。
　　對臺灣來講，轉型正義目前的平反工作，已經得出一個大致的結論：過去的這些白色恐怖案件，大概90%都是冤、錯、假案。所以臺灣的做法就是，一方面，就受難的程度，對受難的家屬和本人，由政府提供賠償；另外由總統頒發恢復名譽證書，恢復被剝奪的國民應有的權益。再另一方面，透過國家相關檔案的整理，成立幾個紀念館或博物館，成為國民教育基地，也給社會民眾、觀光客提供參觀和憑弔的場所。
　　當下，比較有成效的是對過去受難案件的平反基本完成了。國家也樹立了紀念碑，歷屆總統也對於國家當時的暴行一再表示道歉。但是臺灣轉型正義也遺留下來一些問題還沒有處理好。一個是加害者迫害人權個案原因是什麼，當時的執法者是誰，在加害過程中有沒有逾越法律或實施其他罪行。當年的加害者很多已經過世。追究加害者責任的目的，不是報復，而是希望讓事實真相更加清楚，讓受難者家屬得到安慰。另一個是國民黨的黨產問題。戒嚴時期的黨庫、國庫互通，臺灣民主化後，國民黨登記為社團法人，國家要求這種互通狀態必須終止，就形成了黨產問題。因為國民黨的黨產是從人民那裡通過國家強迫徵收、強迫拆遷過來的。政黨不是營利團體，而國民黨在臺灣民主化之後，還把龐大的財產投入到公司的經營中。
　　臺灣的白色恐怖實施時間，前後加起來大概有四十七年，針對的只是在中國最小的一個省──臺灣島。而中國大陸，人口眾多，幅員廣大，從1949年中共建政至今，其掀起的政治波瀾如恒河沙數，罄竹難書，未來中國大陸如果要以臺灣的方式實現轉型正義，我相信會面臨非常巨大的困難：
　　第一、這段歷史檔案沒有被完整地保留。因為中共在歷次政治運動平反後，總把這些歷史資料統統銷毀掉。在臺灣不能這麼做，那些是屬於國家檔案。但是中共把國家犯罪的資料統統自行掩蓋掉，後人要追究歷史真相、追究加害者的責任會非常困難，在證據搜集上將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第二、關於賠償問題，大多數的中國人家裡面，多少都有受難者，賠償金額巨大。因為中共歷年的政治運動太多了。如何去處理這個非常巨大的賠償金額，是完全賠償還是象徵性賠償？到時候的民主化中國，其財政能否負擔得起？
　　再有，如果按照這樣的轉型正義展開，當今的中共考慮到未來中國民主化之後，它要面臨歷史的清算，政治責任、法律責任的清算，那該怎麼去償還過去造成的罪惡？其實，共產黨人都知道，心知肚明，他們已經造成了無數的罪孽。我相信他們不願意，大多數共產黨人不願意面對日後的審判與清算。這是中國共產黨最為恐懼的事情。
　　記：臺灣走向自由化對中國有哪些啟示？中國當下主政者如何選擇？
　　曾：我想最大的啟示是，只要有決心，臺灣可以做到，大陸的任何一個地區的人民都有能力來推動他們自身的民主化；並且，中華文化跟憲政民主沒有衝突，因為臺灣也是中華文化影響下的一個地區，但是能順利走上民主化道路。
　　其次，臺灣當時的統治者國民黨主動提出並走向民主化，儘管那時臺灣還處於戰爭復員的農業社會，教育水準也不平均，卻願意在臺灣省各級地方自治選舉中放手讓民眾自由投票，儘管當時臺灣人民不能自由組織政黨，但是還有從大陸遷移到臺灣的政黨，如中國青年黨，中國民主社會黨等投入臺灣選舉政治。
　　臺灣走向民主化，如果按照從戰後到現在的時間來算，花了七十年，如果說從臺灣的經濟起飛到蔣經國總統決定讓臺灣走向民主，其實也只花了三十年的時間，這個過程並不長。而臺灣今天已經在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評比中，成為亞洲最自由的國家。三十年的時間，臺灣可以走到，現在中國大陸的每個省份國民生產條件都遠遠高於當時的臺灣，臺灣可以完成民主化，福建也可以，浙江也可以，上海也可以。
很大的經驗是中國革命先行者已經提出了實施地方自治、地方分權再走向聯邦制的步驟，民主化的實施其實並不難。
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者習近平，他跟當年臺灣的李登輝一樣，都曾經是那個黨國體制下的受害者。李登輝曾經被國民黨迫害過，習近平的家庭從父親習仲勳曾經也遭受過共產黨體制的迫害。其實他可以從一個歷史、國家領導人的高度，在某種程度上跟過去的共產黨體制有所切割，從追求國家進步、社會和解的角度，發揮自身的充分條件來推動實現中國的民主化。
但是，如果習近平仍把他的政治生涯與命運跟中共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也無視他父親所遭受迫害的事實和根本原因，不願意去面對與反省這些問題，那他就錯失了難得的歷史使命，丟掉了實現使命的機遇。然而目前他是如何想的，我們都無法知道。
中國近三十年的經濟、文化發展，在事實上已經為習近平鋪墊好了轉型的條件，就是看他的一念之間，願不願意在中國歷史上扮演一個重要的改革推手，我們是要在這個方面對他有所呼籲的。

原刊：《大紀元》，2017年5月25日、28日